第七章 明、清高岭的质量与产量以及“高岭”成为国O:P> 际通用的kaolin和Kaolinite命名地的由来
本文在上章考证证明万历至清乾隆（17—18世纪）为高岭山矿业的青春期，但这一时期高岭土的质量与产量如何呢？这是研究高岭土应用史时必须考察的。但由于古文献没有翔实的记载，要揭示这些问题必须请求读者允许我们先从近代情况谈起。
第一节 关于古高岭土的历史质量
1.1907年([日]．明治四十年)日本政府派遣农商务省技师北村弥一郎来中国考察窑业。归国后他写成了《清国窑业视察报告》，于明治四十—年(1908)交日本农工商 务省商工局出版。该报告第四章《景德镇窑业》之第三节第四项详细的记录了该地在当 时使用的原料，其中有两处涉及高岭土不子(一种砖块状的净泥)现录于下：
品 名 长 宽 高 每块重量
星 子 五寸强 四寸 二寸五分内外 约五百三四匆
明 砂 二寸二分内外 一寸八、九分内外 八、九分内外 约三十七匆
〔按：一两（以每斤十六两计）约合日本十匆强〕
这里所说的星子(星子县所产之高岭土)即庐山白土。明砂就是高岭山优质高岭土(景德镇至今仍称明砂以区分其他产地之高岭)。这一记载告诉我们，明砂高岭不子比星子高岭土不子体积小得多，重量仅后者的1／14，但未记其质量亦未明其价格，其优点尚难断定。
2.1943年黎浩亭通过实地考察，写成了《景德镇陶瓷概况》一书，该书第十章记述了当时高岭土的价格。
总 类 产地 距景德镇路程（华里） 售价（旧币） 功 用 备注
星子高岭 星子县 四百里 每万块一百二十元 普通坯 每块二斤四两，每块以两小块计
明砂高岭 浮梁东乡高岭 八十里 每万块一百元 上等坯 每块四两
表面看来，星子高岭每万块的价格略高于明砂高岭；但明砂每块仅重四两，若以重量计。后者价格约为前者的9.9倍。
为什么明砂高岭不子的体量如此之小、价格如此之高呢?
我们曾检读景德镇陶研所1955—1966年十二年来所测星子、大洲、枫源、贵溪、黎川各地高岭土数据一百余组，其他产地的高岭土不是铝氧含量不够稳定(有的不到20％)，便是着色氧化物偏高(氧化铁多在1—2％之间)。而明砂高岭铝氧则较为稳定(约36％)，含铁量仅0.6％，其相对可塑性指标也略高于其他产地之高岭土，工艺性能较好。
从以上征引的资料来看，高岭山之高岭土质量优异，是上等瓷器的必用原料，但因矿体濒临枯竭，产量日渐稀少，否则的话，当时的价格决不会如此昂贵。但这只能是高岭山采掘业衰落期间的近代情况。然而明万历——清乾隆时代其质量如何呢?
就我们观察明万历——清乾隆官民两窑的瓷器来看，其瓷胎的质量均较前有所提高。若以上海硅所测试的雍正官窑器为例，其瓷胎的铝氧高达30％，白度高达77．5％。我们知道，今景德镇一带的瓷石含铁量多在1％，烧成后的白度仅为66％，个别为72％，而高岭山之高岭土的含铁量仅0．6％，烧成白度均在82％以上，雍正官窑器比五代和宋代瓷器白度提高，显然应归功于高岭山之优质高岭土的大量应用。
又，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四《高岭》条谓:“造佳瓷必求东埠出者耳”。兰浦的这一书刊于清嘉庆20(1815)年，成书于乾隆、嘉庆之际，其时高岭山之高岭土来源甚少，但景德镇制造上等瓷器还必须求得东埠高岭与瓷石配合，可以推知，清初官、民两窑使用的高岭山之高岭土的质量是十分优异的。
至于晚明情况，则可从另一角度观察。前引日本学者北村弥一郎的著作称晚清高岭山之高岭土为明砂高岭(景德镇人至今仍称明砂)。为什么叫作“明砂”呢?目下有两种看法：
1．北村弥—郎谓明砂高岭为浮梁县明砂所产之磁土，显然他把明砂当作地名。
2．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陈开慧先生在其《景德镇高岭村高岭土矿床及高岭土矿物的研究》一文谓高岭土原矿多以砂土形态赋存，由于所含白云母晶莹明亮，故曰“明砂”。
但是查考文献与实地调查；浮梁县境并无明砂这一地名；该镇使用的高岭土无论是来自高岭还是庐山或大洲的,均含有晶莹明亮的白云母,所以它不是高岭山高岭土的特定标志。于是我们就对这两种解释产生了怀疑。
1970年,笔者曾在高岭一带就这一名称请教过老土工,据他们说,高岭山之高岭土质量不一,统称为东埠高岭,其上等的称明砂(即头色)，次等的称：“二色”。“明砂”原指清同治间高岭山复开以后，在明代的采掘遗址老厂一带重新发现的优质粘土,因为明代的高岭质量优异,故称为“明砂”。同治后概念外延,人们有把高岭地区所出一切优质土统称“明砂高岭”。从“明砂高岭”这一名称来看，明代的高岭土一定是优异的。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而已，但这推测是可从地质学角度得到验证的。因为高岭山之高岭土属风化型矿床,凡风化型矿床的的表面高岭土在风化作用下,其质量必优于下层,而明代人使用的是表面高岭,近代测试的则为下层高岭,故知明代高岭必优于近代。
第二节 关于高岭土历史产量的推测
从地质工作者对高岭山有关矿床所作的调查来看，其矿体形态极为复杂。有层状、脉状、透镜状、串珠状、囊状、枣核状。由于成矿母岩和风化程度不同，矿石的含矿率也不相同。就我们在高岭山所作的调查来看，晚期采掘的高岭土以砂土状为主，淘洗率10～30％不等。而高岭村土工传闻，明清之际该地曾出过一种“猴油土”(意即异常洁白细腻有如猴油)或“四两渣土”(意即每百斤原矿中仅有四两尾砂)。其出土率高达90％以上。后就此情况我们请教过地质工作者，据他们分析，极有可能是淀积型粘土，也就是说，可能是由天然水搬运淘洗藏于裂隙中的粘土，故纯度极高。可见高岭山之高岭土，因矿点不同、时代不同而出土率很不一致。这样一来，就很难精确地了解万历至乾隆期间的高岭用量了。不过即使如此，还是有可能探求部分情况的。
根据地质队的反复调查与工程揭露，高岭山较集中的矿体多沿断裂构造分布，除近代开采的少数几处外，几乎都是明万历——清乾隆间的开采点。上章所述第一地段为近代开采处。二、三、四地段为明万历——清乾隆开采处，尾砂堆积共约653万吨，如以出土率百分之20计算，明后期——清乾隆，高岭山高岭土总采掘量约163万吨，平均年产量约9千吨(以万历22年至乾隆59年200年减明末清初动乱20年计)。当然，这一推算是很不精确的，除上述情况外，还因高岭山“险峻特甚”，数百年来的雨水冲刷，使明代——清初的尾砂大量流失，不能保持当年的总量。但这样作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可以获得比较可信的下限数据，即高岭山之高岭土在1594年～1794年总产量不会少于163万吨。
以上是从遗物方面作出的一些推测。我们还可以从文献方面窥见乾隆后期高岭山某年的采土量。前引高岭《冯氏宗谱》透露乾隆59年(1794年)高岭山仅麻石坳一地，就有婺源人数千淘泥，从本世纪四十年代高岭村淘泥资料来看，每人平均每天淘洗净泥(不子)200块，计50斤(黎浩亭《景德镇陶瓷概况》第150页)。由于40年代的淘泥工具、设备、方法均较简单。必与明清时代相同。乾隆59年淘泥人数如以两千计，该年出泥量约一万八千吨。
由于知道高岭山高岭土的这一年的产量，还可进一步推测该年景德镇瓷器的烧造量。前引殷宏绪1712年书简谓：
要作细瓷，则将高岭和白不子等量相配；要作中等瓷，则高岭和白不子的配比为四比六，但高岭和白不子的配比最小为一比三。
以上记载制备瓷胎的高岭与瓷石配比，与近代情况完全相同。如把高岭25％、瓷石75％作为当时瓷胎配比的平均值，那么清乾隆59年景德镇使用瓷石五万四千吨，烧造瓷器约七万二千吨以上。由于文献缺乏，我们虽不能获得万历至乾隆的逐年的史料，但由于万历与康熙、乾隆瓷器的瓷胎制备方法相同，如以前面通过尾砂计算得出的高岭产量估计，这两百年内景德镇烧造各类精粗瓷器最少也不会少于六百五十二万吨。
总之， 由于高岭山之高岭土质地优异，藏量丰富，为景德镇服务时间长，在陶工的心目中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关于这一点,是早于它的麻仓土或晚于它的星子和大洲土所不可比拟的),这也许就是它在日后能够成为瓷用粘土命名地的重要原因吧。
第三节 高岭土成为专门术语的年代
关于高岭土成为专门术语的年代，在国外似乎要比国内更早。先谈国内情况：蓝蒲《景德镇陶录》卷四《高岭》条谓：
高岭，本邑东山名，其处取土作不，……近邑西李家田大洲上亦出土可用，不大下于东土，但造佳瓷必求东埠出者耳。
蓝浦已把大洲土归入“高岭”了，并称高岭山之高岭土为东埠高岭(按：东埠是高岭山脚、东河东岸的一个小集镇，高岭山之高岭土由此下河船运至镇，故称东埠高岭)以后庐山星子县白土又相继开采，人们亦把它称作“高岭”，并在高岭之前冠以“大洲”、“星子”之类。至清·光绪三十三年(19O7年)左右(或更早)，景德镇人又把高岭山优质高岭土称之为“明砂”，以后明砂高岭又成为高岭山之高岭的统名(详〔日〕北村弥一郎《清国窑业考察报告》第四章第三节第一项《原料产地及种类》，日本秀英舍明治四十一年日文版)。可见在乾隆、嘉庆以后，。高岭土已变成专门术语。人们在使用高岭土这一概念时，已不局限于高岭山。即使使用高岭山之高岭土时，也还需在“高岭”之前冠以“东埠”或“明砂”。
就国外情况来看,“高岭”这一概念,似以法国和英国应用得最早。1712年，法国耶稣会来华传教的神甫殷宏绪(d′Entreco11es)向他的祖国介绍景德镇的第一封书简提到瓷用原料时谓:
一位豪商说:若干年前,英国人,也许是荷兰人把白不子(笔者按：因高岭不子色微黄，故此处特指瓷石不子)买回国，试图烧成瓷器，但没有使用高岭，因而事归失败。……他们不用骨胳而只想用肌肉造成结实的身体。[法]于阿尔《十八世纪法国对中国科学与工艺的调查》一文又谓，1717年，殷宏绪又把景德镇高岭土的标本寄往法国。1750年，道尔列昂斯公爵便根据殷宏绪的信件与标本命令在法国境内寻找该类粘土。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九○谓：
陶土之种类极多，最纯粹者，西人称为高岭土。高岭本华语，以出于江西饶州府之高岭山故名。瓷器始出中国，在欧洲，则英国为瓷业先进。在一七五五年以前，英国所用之高岭土，乃由中国及日本输入。后于康瓦尔等处发见高岭土，国内制造始可自给。以上中、西文献表明，“高岭土”这一概念早在1712年就传往法国，1755年以前英国还从景德镇进口高岭土。而把康瓦尔所产之粘土称作“高岭”，则很可能是英国人把中国高岭一词冠于欧洲同类粘土的第一例。可知早在康熙末和乾隆早期，高岭已在法、英等国成为瓷用粘土的命名地了。
1867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约翰逊(S．W．Johnson)和布莱克(J．M．Black)《论高岭石与细块高岭土》一文，文中把组成高岭土的粘土矿物称作高岭石(Kao1inite)。从此以后，“高岭”又由陶瓷界延伸到矿物学领域，始成矿物学术语——“高岭石”的命名地。1869年10月，德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希霍芬(Richthkofen ferdinand)访问景德镇和安徽祁门，并著文介绍瓷石和高岭，还根据汉语高岭一词的读音译成今天通用的英文Kaolin一词。由于作者是地质学者，该文又是西方地质界从岩石学角度介绍中国高岭土的第一篇论文，所以以后欧美地质学者们使用的Kaolin，都来源于李希霍芬。 “高岭土”这一名称在各国通用，但也有例外；比如伊朗就不叫高岭土，而把它叫作“中国土”⑩。但不论如何，它的名称却总是和中国紧相关联的。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多采用扫描电镜和x光衍射观察高岭山之高岭土的矿物组成，1981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陈开慧、夏怎琤同志鉴定高岭清末与民国初年的三块不子时，发现其矿物组成主要为埃洛石，其次为雏晶高岭石和水白云母(陈开慧等《景德镇高岭村高岭土矿床及高岭土矿物研究》，景德镇硅酸盐学会1981年排印本)。地质矿产部矿床地质研究所吕达人等先生则从高岭山明清采掘故址肖家地段取样，发现其矿物组成有高岭石。(照二0上海科技大学李中和等同志亦从该地取样观察,发现其矿物组成有以水高岭石为主的,亦有以高岭石、伊利石等为主的(李中和等《景德镇高岭村高岭土矿物相的研究》,《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82年第3卷第1期)。如果把这些情况和以上文献联系起来观察,使我们确信世界通用的Kaolin和Kaolinite两词必然是以中国著名的高岭土的产地----景德镇高岭山而命名的。前几年,国外有位粘土专家测试高岭山某坑位的土样,发现其矿物组成为埃洛石之后,即撰文怀疑高岭山为kaolinite和kaolin的命名地。我们以为这一怀疑,是因他对高岭土的应用历史以及高岭山复杂的地质情况缺乏较为全面的了解而造成的。
第八章 高岭土与景德镇元明清制瓷业
第一节 高岭土是衡量元以后景德镇窑业兴衰的标尺
高岭土，从矿物学角度看，有所谓次生与原生之分。次生高岭土以膏泥形态赋存，而原生高岭则多为沙土状，混杂于石英颗粒之中，只有淘去沙石才能获得净泥。因此次生高岭容易被人们发现利用，其使用年代有可能早于原生高岭。
从考古发现与对古器物进行观察、测试所取得的资料来看，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先民们，远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就开始使用了次生高岭土；仰韶时代的那种白衣陶器上的白衣，可能为高岭土涂饰，但只是作为化妆材料而已。河南安阳出土的殷代精美的印纹白陶，可以确定为纯高岭土制作。但由于高岭土中的碱金属和碱土金属氧化物的含量极少；三氧化二铝多高达30～40％，其耐火度为1700度以上，人们单独使用它虽能烧造出白色器皿，但究因其烧结温度过高，难以形成新的人造材料。因而用纯高岭土制造的器皿，吸水率很高，还不如普通陶胎结实。这样，它对制陶业来说，意义就不甚重大了。
从许多考古报告来看，真正的瓷器(即器胎吸水率低于0.5％，透光度良好的瓷器)是由我国出产瓷石的地区的陶工们首先使用瓷石这类原料制成的。它的出现似和高岭土无关。前些年，考古界讨论瓷器的定义时，提出了一个是否使用于高岭产作为区分陶和瓷的标准，看来似与历史实事不甚吻合。
虽然瓷器的出现和高岭土的关系不甚明确，但是当铝氧含量较高、厚度有限的上层瓷石被早期的陶工们用完之后，高岭土就成为制瓷业中生命攸关的原料了。正如殷宏绪在1712年的书简中所记述的那样：瓷石(白不子)是瓷器的肌肉，而高岭则是瓷器的骨胳。周仁先生在研究清初瓷器的化学组分之后也说：“由于大量使用高岭，瓷石在胎中主要是起熔剂作用。”○这样一来，高岭土的来源与质量就可以作为测量景德镇元代以后窑业兴衰的一把标尺。
现以文献与窑业遗物为依据，对该镇十四——十九道世纪使用的高岭土与制瓷业的波动趋势。略作考察如下：
第二节 麻仓土与景德镇14——16世纪的制瓷业
第一期为13世纪—14世纪56年代：
本文在第四、五章以为，景德镇陶工最初是在麻仓一带发现高岭土的。其年代可能在13世纪末或14世纪初。并为浮梁瓷局所垄断。14世纪50年代后，浮梁一带被元末农民起义军占领，瓷局结束。在13世纪后期至14世纪前半期，元廷垄断麻仓高岭土达半个世纪之久。其间，民营窑场不得问津。
就景德镇市区与湖田窑元代遗存出土的瓷器来看，凡印有五爪龙纹、招府铭文的日用瓷以及大件青花瓷残片(与伊朗、土耳其传世的元青花大件瓷器类似)，胎质细白，铝氧含量高达20％以上(详表一)。其他产品虽有白胎和黑胎之分，但白胎的白度与细度难以和上述瓷胎相比，黑胎则近于陶胎。由于原料低劣、加工草率，器型笨拙，有不少器皿连圈足也不旋挖，出现了景德镇陶瓷史上前所未有的质地特粗的实足碗。
明初人曹昭在《格古要论·古窑器论。古饶器》记述“御土窑”时说： “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 “……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学者高”‘：他显然是就浮梁瓷局的产品而言的。而孙瀛洲先生在谈到整个景德镇元代瓷器时说“精者甚精，粗者甚粗⑤的论断，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元代瓷器的面貌。显然这一时期的景德镇产品是官窑器极精，民窑器特粗。这种精粗悬殊，当与官府垄断优质高岭土不无关系．
第二期为1352年一1402年
至正十二年(1350年)三月二十七日，红巾军首领之一的项普略攻克浮梁。至1357年,该地一直在战争中。②1360年李庸守浮梁，形势渐趋稳定，至正22年(1362)以后，生产得到恢复并有某种程度的发展②，在1402年明王朝建立御厂之前‘元王朝的所谓“御土”和浮梁磁局的官匠当散落民间。瓷局不存，民窑的自由更多，其产品的质量必有所提高。但由于人们对这一时期的具体遗物研究不够,因此面貌尚不清晰。但随着景德镇印刷机械厂和红光瓷厂十四世纪后半期窑业遗存的发现和印度尼西亚、印度、菲律宾、沙捞越等地这一时期的景德镇瓷器的大量出土,预计将会有新的认识和评价。
第三期为1402年一16世纪初
1402年是明代御厂建立之年。关于御厂的始建年代,明、清文献有六说： 1、洪武二年。2、洪武25年。3、洪武末。4、洪武35年(即建文四年)。5:宣德初。6、正德初。以上各说目前以洪武35年为多数人接受，在未作详细考证之前，我们暂从这一说。由于御厂建立后必须使用优质高岭土，元代的“御土”必在此时为明御厂垄断，即明代文献中的所谓“官土”。
这一期间的永乐、宣德、成化御厂瓷器极为精致，文献多有记载，早已成为烩炙人口的艺术珍品。就近几年我们在景德镇珠山路明代御器厂前院和珠峰东侧发现的官窑残器来看,永乐——正德官窑瓷器胎质细腻、白度极高。永乐靶杯口沿厚度仅0.8毫米，成化小杯、碗通体厚度多为2～0．6毫米，胎中铝氧高达21.24％，若非使用优质麻仓高岭断难制出。
同期民窑虽也制造白釉器与青花瓷器，但由于制胎时使用的是“假土”(即假官土——麻仓附近所产的次等高岭土)，胎釉的白度不高，青料呈色暗淡，纹饰亦步御厂瓷器后尘，装烧时多采用沙垫，极少使用垫饼，足见当时原料珍贵。这一期间的民窑很难见到佳器，亦无见诸文献的著名窑场。即使如此，但其时民窑器亦较元代粗器有所进步。
第四期为嘉靖——万历前期
清·唐秉钧《文房肆考》卷三：
靖窑回青盛作，幽菁可爱。……然当麻仓土将次告竭，饶土渐恶，体质较之宣器大不相侔，制度亦不及宣德远甚。
明·高濂《遵生八笺·论饶器新窑、古窑》谓:
世宗青花、五彩二窑，制器悉备。奈何饶土入地渐恶，较之二窑往时代 (指宣、成)不相侔，制度亦不及宣德远甚。
第五章曾引康熙《浮梁县志·陶政》，谓万历十一年时，“麻仓老坑土膏已竭”。由于麻仓老土采掘已两百余年，资源渐近枯竭，质量变劣，嘉靖、万历间的官窑已不能和永乐、宣德、成化时相比了，是所谓御器质量下降的时期。但就景德镇董家坞窑的遗存来看，该民窑在这一时期的产品已较上期考究，有逐渐精致的趋势。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五载：崔公窑：嘉(靖)、隆(庆)间人，善治陶，多仿宣(德)、成(化)窑遗法制器，当时以为胜，号其器曰“崔公窑瓷”，四方争售。诸器中惟盏式较宣、成两窑差大，精好则一，余青(花)、(五)彩花色悉同。为民陶之冠。以上是麻仑土风行期间的官、民两类窑场的大致概况。
第三节 高岭土与景德镇17——18世纪的制瓷业
高岭土大量应用约为万历中后期——清乾隆。
麻仓土告竭之后，景德镇陶工旋即在高岭山找到了优质高岭土。前引《浮梁县志·陶政·陶土》条谓：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镇土牙戴良等要督陶太监潘相收高岭土为官业，后因叶云仍与周起元力争，明廷收回命令。不过明廷还檄不是出于仁慈,而是由于形势所迫。因为其时武昌等地民变纷起，明政权己在风雨飘摇中。由于朝廷不能垄断高岭，民窑的优质高岭土来源空前广阔。再加上隆庆间开海禁，那些“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来耙”(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海澄县志》)的冒险家们给景德镇瓷器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因而窑业得以蓬勃发展。其时的官窑瓷器质量平平，而同期的文献中则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民营窑场。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谓:
浮梁人昊十九者，……隐陶轮间，与众作息。所制精瓷，妙绝人巧。尝作卵幕杯，薄如鸡卵之幕，莹白可爱，一枚重半铢。又杂作宣、永二窑，俱逼真者。
《景德镇陶录》卷五：
周窑：隆(庆)、万(历)时人，名丹泉。本吴门籍，来昌南造器，为当时名手。尤精仿古器，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购之，周亦居奇自喜，恒携至苏、松、常、镇间售于博古家，虽善鉴别者亦为所惑。有手仿定鼎及定器文王鼎炉与兽面朝耳彝，皆逼真无双，千金争市。迄今犹传述云。
除上引各窑外，还有吴明官(详明·张岱《陶庵梦亿》)、陈仲美(详《阳羡茗若陶录》、《景德镇陶录》)等窑，亦称著一时。
以上民间名窑的涌现，是景德镇陶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亦是中国制瓷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明晚期的标志之一。
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窑场多分布在景德镇市内和董家坞、观音阁一带，其窑业遗存堆积丰厚，产品洁白细薄，制作精巧。彩绘风格自由豪放,与官窑不同，却又可以和官窑媲美。最近，由我们提供标本，轻工部陶研所测试观音阁出土的一件晚明青花残器，铝氧竞高达27％○，可见当时的民间窑场对高岭土的用量空前增多。
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谓嘉靖～万历间景德镇瓷器市场：
其所被，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而商贾往往以是牟大利。
由笔者提供标本，经景德镇陶研所1982年9月测得晚明青花瓷胎化学组分为：
SiO2:66.94A1203:26.70,Fe2O3:0.72,MnO:0.16,CaO:0.56,MgO:0.09,K20:3.09,Na2o:1.89.烧失0.20,总量100.35。
《天工开物，陶埏》谈到明代南北诸窑时说：
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
明万历二十五年王士性《广志绎》卷四谓：
偏(遍)国中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
同书卷一又谓：
天下码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浮梁
之瓷，……温州之漆器。
经过明末清初的大乱，景德镇趋于稳定之后，顺治间，清王朝沿袭明制，置御窑厂于景德镇。＠康、雍、乾三代是众所周知的所谓中国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其时的官窑尤其是雍正官窑器白度极高(77％)，烧成温度达1300℃，瓷胎中的铝氧竟然高达30.5％，高岭用量极大，其瓷胎的物理性能都己接近、有些还超过了现在优质硬质瓷的技术指标(详周仁《清初瓷器胎釉的研究》，《景德镇瓷器的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北京版)。民窑产品也较前有所提高，许多鉴赏家都认为其时“官窑往往不如客货”。
这一时期的前阶段，民窑产品优于官窑，后阶段则出现“官民竞市”，可见官、民制品并精。
第四节 星子白土与景德镇19世纪的窑业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是景德镇窑业的衰落期。以往的陶瓷史家们在探索其衰落原因时，多从“国力不足”方面去考虑。但该镇部分族谱与石刻以及有关的地方志却透露了其中的真消息。
清·光绪高岭《冯氏宗谱》卷三《冯光发传》谓：
光发，乳名星，……殁于乾隆壬子(1792年)。因土名麻石坳等处之山，被婺邑在山搭有蓬厂数百，人数千，强取磁土，伤害数村来脉，并伤田租二万八千零，强横无敌，事延三载。系星舍身丧命以救数村人烟居住之生，蒙本省大人乐，又蒙县宪田 同南昌张 审结究办。嗣后奉示严禁，不许挖取。
1978年，我们在鹅湖公社的另一高岭土产地李黄调查古矿洞时，在其清源道观左墙上发现乾隆五十九年(1794)石碑一方，碑文谓：“
调浮梁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田 为勒石严禁开挖磁土，以护土墓，以杜事端。”
照得浮邑境内山场多产磁土，每有棍徒钻谋开挖，无知业主贪利租售，以致侵碍良田，损伤坟脉，讼端繁兴，贻累无休。近有婺源民人洪光祖等谋挖高岭、天宝堂等山，酿成命案。业经本县勘明封禁在案。
兹据……职员冯日淳……等，以兴义、锦义、义合、丰田等都所有山场田地皆系龙脉攸关，从未开挖。……今公众议明立约，东自五花尖，西至大石坞，南自分水绛（山降合）“北自黄茅(山降合)……至李黄(坊)陂庙下为界。……嗣后各宜恪遵约载四界，不论大小山场，俱须照契管蓄，不许租挖磁土致碍田墓。即攸将山出卖，亦不论附近有无田墓，务于契内载明买主不得挖土字样，仍着立约人等互相稽察。倘有无知业户听信棍徒钻谋租挖，许即呈约指名赴县禀报，以凭拏察。慎勿徇隐以及藉端诬累，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把以上碑志和家谱记载相印证，可见在乾隆后期，不独高岭，甚至连李(黄)坊一带也被江西省布政司和浮梁县严禁开采。 高岭封禁之际，十八世纪末的景德镇开始使用大洲高岭土(大洲高岭始见於《陶录》)，也许是质量不好，淘洗出土率较低(13％左右)，不久便大量使用星子高岭。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南康府志·物产·附白土案》记道光时南康府查讯案情状谓：
据举人汪自清……等供称：庐山白土历来无人开挖。自夏家垅夏姓在景德镇烧窑，始取白土运赴景镇售卖，获利数倍。以后即有星(子)、都(昌)两县民人徐坤牡等陆续在南排岭、七溪垅、五福港、余家斜等处开设数十厂。
《白土案》又引道光二十一年都昌县监生徐坤牡等呈文谓：
缘生等取星(子县白)土造瓷，年久相安，毫无干碍。
前引同书录道光十九年巡道德 札谓：景德镇无论精粗瓷器必须使用星子高岭。
把这两条记载与前面文献相印证，星子高岭当崛起於高岭、李黄封禁之后，夏姓开挖当在嘉庆左右。可见乾隆后期至道光间，景德镇各窑所用之高岭土多来自庐山星子县。当我们明白了这段史实后，便可把它和明代的麻仓土与清初东埠高岭土和清后期星于高岭土相比较了。前引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砂土》记麻仓土谓：
麻仓官土一百斤值银七分，淘洗净泥五十斤，曝得干土四十斤。
前引《南康府志·白土案》谓：
各厂俱在贴近港堰处开池堵水淘洗，三分成土，七分成沙。
可见晚清的庐山白土比明代麻仓高岭土出土率低10—20％。若再从运输线路上看：麻仓、高岭二地所产之白土，明清两代均经水路顺流“艇运至镇”，离镇45公里，“冬秋水干四日至，春水一日半至”。 (乾隆《浮梁县志·陶政。陶土》)
星子高岭离镇200公里，水路经波阳由昌江至镇，其航程4倍於麻仓或高岭。进昌江后为逆水，其延长时日可以推知。星子高岭的出土率低，运输线路长，其价格当数倍于明代和清初的麻仓土与东埠高岭，可知晚清瓷器的生产成本必比晚明——清初要高得多。。
如果把明——清初人及清中后期人记述景德镇的文献两相对照，似能窥见这两个时期的窑业差异。
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谓：
余尝按行列郡，民惟饶州稍富，彼亦以其地出陶，民得厚利。
明·王世懋《二酉委谭摘录》谓：
景德镇，天下窑器所聚，其民殷富甲於一省。
康熙《浮梁县志·疆域·风俗》记景德镇风俗谓
其民少本业趋末，作陶器收四方之利，……食货之所需，满于市求之便，其不为侈靡者鲜矣。但至嘉庆、道光间，情况就于以上不同了。
清·吴允嘉《浮梁陶政志》(道光十一年《学海类编》本)谓：
景德镇—隅之地，四方商贩瓷器者萃集於斯，庐舍稠密，烟火相望，其实无一富户，执役最为劳苦。
为什么晚明、清初与清后期的景德镇相差如此之大呢?吴允嘉充满怜悯的记述当于瓷用原料——高岭土的来源和价格不无关联罢。
但是，运输线路长、成本必然高昂而质量又不如麻仓与高岭山的星子高岭亦於道光廿年全面封禁。其理由谓：
挖取白土，伤残龙脉；洗土淘沙，冲塞山涧。以致堰水不通，农田受害，于地方大有关碍。(《南康府志·白土案》)
更有趣的是星子县土著地主称：
庐山为合邑地脉，风水所关。从前星子每逢乡会试，科甲尚不乏人。自开挖白土以后，历科脱榜。城乡贸易之人亦日渐萧索。然风水之说尚属渺茫，惟农田庐墓赋命攸关。 (《南康府志·白土案》)
而当时的官府决定封禁，当然不是出于渺茫的风水之说，而是鉴於矿业破坏了生态平衡，影响田赋收入。因为堵水淘洗有碍灌溉，尾砂流布致使沃土硗瘠。
又，《南康府志·白土案》录道光二十年星子县民项家福呈文谓：
本年因土乏用，各窑关闭数十家，现存不及一半，转瞬一、二年歇业，自必殆尽。民窑既尽，官窑从何烧造?此理易明。且景镇靠窑谋生者不止数十万人，一经歇业。此辈从何安置?其祸不可胜言。项家福的这段呈词虽然有警告或者说威胁官府的意图，但却真实地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夕的景德镇因星子高岭的来源断绝而出现空前的恐慌。
第九章 结 论
本文在以上各章围绕着有关高岭土的若干问题，对景德镇十至十九世纪近千年的白瓷瓷胎原料和制瓷业的兴衰作了一些粗略的探索，现小结如下：
1.景德镇五代出现的优异的白瓷一直到南宋的芒口影青瓷，均采用瓷石类型的原料制胎。五代一北宋瓷胎多用表层瓷石，而南宋的则以中下层瓷石为主。并指出：“景德镇唐宋时代瓷器是由瓷石加入少量高岭土制胎”的看法与古遗物和古文献不符。
2.认为高岭土引进瓷胎与二元配方法(即瓷石加高岭的制胎法)确立的年代，至迟在元泰定间(十四世纪20年代)，但不会早于元初。由于高岭土的引进，挽救了景德镇南宋以来制瓷业出现的原料危机，是元代瓷业生产高度发达的标志。并以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为依据，推测元代的高岭土是从麻仓取得的，和明代中期以前官窑使用的相同它以土膏形态赋存，其出土率高达40％，可能是伟晶岩的风化物。十四世纪的景德镇，称这类高岭土为“御土”，十五、十六世纪则称“官土”或“麻仓土”。
3.考证举世闻名的高岭山之高岭土约在明万历间发现并应用，支配景德镇约两个多世纪。关於“高岭”这一专门术语，在国外约形成於18世纪初期，与法国神甫殷宏绪在1712年介绍景德镇的著名书简有关；在国内则在高岭山被封禁后的乾隆、嘉庆之际，是随着星子白土与景德镇大洲高岭土的应用而出现的。故高岭山为高岭土的命名地。
4.通过对景德镇历代白瓷瓷胎原料变迁的考察，认为瓷石矿在10一13世纪对景德镇窑业有决定性的影响。十三世纪以后一直到今天，影响景德镇窑业的主要因素是高岭土。并以文献和考古资料为依据，把景德镇窑业划分为二个历程，10一13世纪为第一历程，是景德镇窑业由初级到高级再转向低落的时期。第二个历程为14～19世纪。14～16世纪，由于麻仓土的引进，景德镇瓷业再度兴盛。但由于官府垄断，出现了官窑瓷精、民窑瓷粗的局面。17～18世纪，由于高岭山高岭土的开采，官府不得垄断，景德镇窑业得以蓬勃发展，是为民窑胜於官窑或官民两窑的极盛期。19世纪以后，由于星子高岭质量低而运输线长并时开时禁，是景德镇窑业的低落期。这一时期的窑业不能与元、明——清早期相比。
1981年10月初稿
1982年12月修改
[附记]：
1．本文为应全国非金属矿床地质委员会、全国沉积地质专业委员会、中国土壤学会联合召开的《全国第一届粘土学术会》之约而撰写，於1981年10月29日在会议上宣读，并由《景德镇硅酸盐学会会刊》刊出。此次发表稿与前稿内容一致，仅在史料上作了若干补充和调整。
2．本文在修改过程中接到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上次男先生惠赠[日]北村弥一郎《清国窑业视察报告》一书，使笔者得以了解晚清高岭的部份情况。在此谨向三上先生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