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艺术 贸易相逢在瓷路

外销瓷是中国明清时期重要的出口产品。那么,外销瓷上纷繁复杂的纹样到底是什么?是随意为之还是有特定套路?正在广州博物馆展出的《瓷路相逢——清代外销瓷上的中国情调与西方艺术》展,向观众展现了几个世纪前“读图”时代的独特魅力,那时远在大洋彼岸的西方人如何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呢?除了商人游记和使团报告的文字记载,我们从18、19世纪的外销瓷上找到了新的答案。

昂贵“定烧瓷”再现广州重要地位

曾玲玲认为,外销瓷不应该被单纯地看做“中国制造”,它是中西方文化和艺术的结合。

例如,中国瓷器贸易之初,买方以各国东印度公司为主,除了批量购买中国生产的瓷器,也有一些特殊定制和来样定做的瓷器,后来出现私人贸易的订单,专为某个家族、个人或公司定做质量上乘的瓷器,价格昂贵。在这个过程中,西方著名的港口、城市风光、重大历史事件、神话故事、流行画作、特殊设计图案等传入中国,生动地反映了中西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比如一件清乾隆广彩描金徽章折枝花卉纹盘,盘中央绘制纽顿(Newton)和艾琳(Alleyne)家族联姻的纹章。这是为巴巴多斯岛主法官雷诺·艾琳的孙女结婚时专门定制的套装餐具中的一件汤盘。巴巴多斯岛位于加勒比海和大西洋边界处,曾为英属殖民地,英国人在岛上大力发展甘蔗种植业,艾琳家族在岛上专营制糖,家境颇为丰厚。进一步辨识瓷盘中描绘的纹章,就可推断男女双方的家族情况和汤盘的烧制年代。例如,女方的纹章以小盾牌的形式置于男方纹章盾牌的中部,这说明女方无兄弟,是其家族纹章的继承人,因此为了保持女方家族纹章的延续性,其后代将会同时继承父母双方的纹章。根据男女双方的结婚时间,可以推断出这件汤盘的烧制年份是1745年左右。

还有一种特殊的英国定烧瓷:在瓷器的边缘绘制了对称的两座港口或贸易城市风光,这些港口和城市都是在18世纪中英贸易关系中具有极其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如伦敦、普利茅斯、马德拉斯、黄埔、广州等。这种定烧瓷成为18世纪中英贸易历史的重要见证,也成为200多年前广州、黄埔港风貌的珍贵图像资料。展览展出了一件清乾隆广彩描金徽章开光风景纹汤盘。盘中央为英国在印度的重要据点马德拉斯港风景图,边沿绘有黄埔港和英国普利茅斯港景物,口沿上下绘有拉德伯恩的波尔家族纹章。这是为利物浦国会议员查尔斯·波尔烧制的,纹章上的燕子暗示他是波尔家族的第四子。“这是一位英国海军将领的随团艺术家设计的款式”,曾玲玲说,“说明了三个港口在中英贸易中的重要性。我们还找到了英国和美国的两个重要的博物馆所藏的一个同样的瓷盘,边沿分别绘制广州港和伦敦港的城市风光。我们如何宣传广州的重要性、广州作为世界贸易大港的地位,都不如这些器物和图像直观,而且是通过外国人之口说出来的。”

欧洲人盛赞中国瓷

“我们不可能看到更美的东西了,它是多么诱人,多么精美!它是中国的产品。”这是17世纪中国瓷器大批进入西方市场后,在欧洲流行的一首诗。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喜爱,不仅仅在于其精巧的材料性。事实上,每一种用来交换的货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可以看作那个时代的“传媒”。

广州博物馆陈列部主任曾玲玲说,“随着外销瓷贸易的发展,反映中国家庭生活、郊游、狩猎等休闲情景,中式家居及中式庭院、景德镇御瓷厂、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等重要建筑,中国文学名著和神话故事人物等图像纷纷被绘制在外销瓷上。这些生动有趣、耐人寻味的图像具有浓郁的中国情调,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媒介,为他们提供了无限的遐想空间。”

曾玲玲介绍,从明中后期开始,外销青花瓷中出现了许多反映中国人生活场景的绘画,比如婴戏图、仕女图、狩猎图等。到了清乾隆至道光年间,外销欧美的广彩瓷也出现了许多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清装人物纹饰,西方人习惯称之为“满大人”。展览中有一件展品是清乾隆时期的广彩合家欢人物图盘。图中的主角是一位斜坐在云石之上的官员,气定神闲地抽着旱烟,嘴角含笑地看着身侧的儿童,两位女子在照顾着孩子。远处是树木、绿地环绕的湖水,景致迷人。画面描绘的是中国官宦之家家居生活的一个瞬间,从这些图像当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工匠的绘画技艺,也可以看到其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

中国的山水画图像在外销瓷中也很常见,尤以“梧桐山水”为最多。这类图像“在审美情趣和绘画风格上深受当时文人画的影响,具有典型的中国风情”,曾玲玲说,“梧桐山水图又被称为‘柳亭图’、‘石桥图’,以流水小桥、行人小舟、梧桐柳树、亭台楼阁等元素为主,远景重山叠嶂,一片水光山色,宛如一幅幅空灵、淡雅的中国山水画”。这类图像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中国人远离喧嚣、宁静致远的生活希冀。

中国工匠二次创作西方神话故事

而西方的神话故事图案则是18世纪定烧瓷的一种特殊品种,是中国工匠采用欧洲绘画技法,临摹欧洲商人带来的画稿绘制。这种二次创作融入了中国工匠对西方神话的理解和创新。此次展出的《巴利斯的审判》大碗即是这类器物的典型之作。将之与西方同题材的油画对比,可以看出在人物形象、画面布局上高度的相似性,但从技法上看,能够发现工匠们并不理解这一故事的来源,只是依样画葫芦,画中人物的角色和性格并不突出。但是工匠们模仿西方油画的技法来处理画面的明暗和远近,表现人物的肌肉和服饰的皱褶的努力,是和中国传统绘画大为不同的。

又如清乾隆广彩开窗西洋人物图茶壶,壶身正中位置绘有一名半裸的贵妇气定神闲地坐在靠椅上,旁边一位少年仆人为她倒水洗脚。这件“沐足图”的原型是Duflos Clande创作的铜版画《洗浴》。

《西厢记》题材 最受西方喜爱



东西方文化在外销瓷上的相互作用,既有纯粹“技术”层面的,也有审美心理和需求方面的潜移默化,例如“刀马人”。

“刀马人”的绘制以清康熙时期为最盛。它是以刀(兵器)、马(战马)、人(武士、战将)三者为主题,描绘《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记载的战争场面的图像。在清代的早期,这类图样与同时期欧洲社会处于战争和动乱时代的背景相吻合,暗合了欧洲人的消费心理和精神需求,因此受到关注和追捧,而在国内反而比较少见。到了清中后期,外销的广彩瓷器也吸收借鉴了这类图样,但随着时代变化,其对欧洲人的意义已经有所不同了。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时期,几大古典名著均在这一时期诞生,并随着戏曲、小说的流行广泛传播。曾玲玲介绍,这些题材也大量运用在外销瓷器装饰上,特别以清初康雍乾三代为多。其中13世纪王实甫创作的《西厢记》最受欢迎。这或许是中国古典小说首次呈现在西方人面前,比文本的传播要早。例如一件康熙年间的清华西厢记图大盘,描绘的是“月下听琴”的一幕。曾玲玲指出,在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中,“情”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正如大戏曲家冯梦龙所言“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这种世俗爱情故事因为受到中国大众的广泛喜爱,被当作具有浓郁中国世俗情调的媒介大量远舶西方。

另一类题材是神话故事。中国古代神话人物纹饰出现在瓷器上始见于魏晋时期,到清代已经非常成熟,在外销瓷中大量出现。其中特别以八仙题材最著名。它们满足了西方消费者对中国古老文明的好奇心和猎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