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媒体界的前辈，在参观完周国祯的雕塑作品”叶落归根”后写道：“他的每一件雕塑都是一个故事，故事里孕含着一种神秘的昭示。面对他的雕塑，如同面对一个令人惶惑的梦。也许你喜欢，也许你默默无言，但震颤的灵魂感受到了泥土的亲切呼唤：叶落归根、叶落归根……”
周国祯天生具有艺术天赋，从小便立志投身艺术。即便是在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在民生凋敝的动乱年代，周国祯也从来没有中止过对艺术的追求。陶瓷艺术成为贯穿周国祯一生的生命线。
周国祯的艺术成就之所以能够震撼业界，不单只是来自其所创作的丰富的作品，也不单是因为他在陶瓷艺术材质和表现手法上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周国祯一次又一次对艺术的反叛：年轻的时候，他反叛传统；年长的时候，他“反叛”自己，以源源不断的艺术创作激情，不停地颠覆自己的艺术经验和创作路子，创造出风格迥然不同的陶瓷艺术品。作为一名早已确立了江湖地位的陶瓷艺术家，周国祯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自我蜕变。
启蒙始自地方风俗
出生在湖南安仁县一个偏僻小山村的周国祯，在永乐江边过着五色缤纷的童年生活。养狗、掏鸟窝、抓泥鳅、放皮影等，从儿时起，周国祯便和大地结缘，和泥土结缘。每年的正月十五，安仁便会有“做鸡婆”的习俗：大米磨成粉，用手工捏成各种动物的造型，猪、狗、羊、鸡等，用来祭神，祈求五谷丰登、家族兴旺。这成了周国祯陶瓷艺术启蒙的开始。
6岁的时候，周国祯进了私塾。面对沉闷的《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背书、习字，周国祯味如嚼蜡，渐渐感到厌烦，上课就用笔画记忆中的狗、鸟、牛，思想常常开小差，结果背不出书，挨了先生不少打。在私塾过了仅仅三年以后，周国祯进入了洋学堂——国民小学。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正规的美术教育。从三年级起，国民小学开设了图画课，周国桢开始正经地学美术。上美术课，他不开小差，学画特别专心，下的功夫也大，作品不时被贴上学校的 “传观栏”。
小学毕业后，周国祯考入县城简易师范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在这里，一位老师对周国祯日后的艺术道路影响甚深。这位毕业于正规美术学校的老师，用现代的美术观念教育学生，强调写生的重要性，这也使得日后周国祯在创作中特别重视用艺术反映生活。从这位老师身上，周国祯不仅打下了素描、写生的基础，也学到了国画，尤其是山水画的新知识，对学习美术的兴趣更浓厚了。
艰难辗转的求学路
简易师范要求学生样样通，不偏科。自小就爱好美术的周国祯，打算继续在美术之路上寻梦。入学第二年，他放弃了简师的学籍，报考了华中高艺学校。在华中高艺，西画、国画、图案、劳作（雕塑）都要学，周国祯受到了全面的美术训练和熏陶，其艺术道路也向先宽后专靠近。
华中高艺的学业尚未结束，解放战争开始，打断了周国祯的求学梦。1949年秋，安仁县解放，周国祯投笔从戎，穿上了军装，成为解放军46军136师宣传队的一员。解放战争胜利后，周国祯重新燃起了求学的欲望。1950年8月，他考上了苏州美专。苏州美专注重素描的传统，让周国祯打下了良好的写实基础。然而，私立学院高昂的学费，成了周国祯非常大的负担。即便是半工半读，节衣缩食，他也难以为继，还不时需要朋友的接济。
为了完成自己的求学梦，周国祯又考取了公费的中央美院雕塑系。虽然在这里不用缴纳学费和生活费，每个月还发5元的零用钱，但是周国祯连过冬的棉裤都没有。为了抵御北方的严寒，他拼命锻炼身体，后来硬朗的身体就是这个时候打下的基础。在中央美院诸多名师的指点下，他的技艺突飞猛进，成了雕塑专业的高材生，成绩名列全系第一，雕塑作品在1953年和1955年两次被选送世界青年联欢节展出。
因“出身”下基层
从中央美院毕业时，当时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把留校作为首选，其次是想办法留在北京。因为成绩优异，周国祯接到学校的留校邀请。然而，富农出身的他，对此时弥漫在首都的“出身论”氛围感到压力。于是，他响应学院“到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到了景德镇，成为了当地陶瓷行业第一个科班出身的大学生。
初来乍到，学院派出身的周国祯与中国的传统陶瓷艺术发生了巨大的思想碰撞。在学校里，艺术创作讲究的是写实，但是在当时的景德镇，还是在沿延自古以来形成的保守传统：父传子、师传徒；创作题材也以传统的观音、罗汉、福禄寿三星为主。处在传统与现代交锋前沿的周国祯，在时代的浪尖上跌宕起伏。
周国祯打破了景德镇陶瓷在题材上的局限性，为当地陶瓷业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他所创作的写实人物雕塑，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重要的社会变革，如在1955年全国“除四害”运动的背景下创作了《弹弓手》、1956年以作品《迎春》反映亿万人民迎接春天的到来、1960年用作品《东山在望》反映自然灾害等等。这些作品大受好评，周国祯在不到30岁的时候，便获得了景德镇市政府最高荣誉，成为第一届“陶瓷美术家”。
文革前后的“唯美时期”
周国祯后来把这一段时期称为他创作生涯的“朦胧时期”，因为他的创作虽然从现实生活出发，在题材上跨越了一大步。然而，作品还缺乏鲜明的个性特征，在造型和艺术手法上显得平淡，对材料和装饰的运用也略显不足，陶瓷雕塑应有的语言特色还没有完全凸显，他本人对陶瓷雕塑还处于朦胧的认识时期。
1960年代，周国祯还陶醉在自己陶瓷艺术的世界里，浑然不觉文化大革命已经铺天盖地展开。周国祯为自己的创作付出了代价，他的作品被一些人斥之为“奇形怪状”、“背叛传统”，被当作“黑货”公开批判、砸烂。周国祯本人也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但是在经历了文革的磨难后，周国祯的创作欲望不但没有减退，反而愈加旺盛，对传统以及经验的颠覆也愈加强烈了。
周国祯把文革前后的这段时期定义为他创作生涯的“唯美时期”。这段时期，他有意地去追求陶瓷造型语言、形式的完美和华丽的釉色表层效果。例如，他把原来只适用于瓷器的彩色釉应用到结构复杂的雕塑上，创作了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以种种折光展示人间世态”，以达到启迪世人的作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天亮了》，成型于文革刚刚结束之时，以一只早啼的公鸡，暗喻粉碎“四人帮”，中华民族重获新生。
创作回归原始
改革开放以后，周国祯也迎来了个人艺术生涯的黄金创作三十年，其个人作品的风格经过了“古风时期”和“新表现时期”，再一次得到了提炼和升华。他的雕塑回归到最原始粗犷的材质和线条，风格浑然天生、天人合一，以动物为题材，寓说人间万象。
学院派陶瓷在景德镇也逐渐生根发芽，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在周国祯的影响下，他的学生以及很多周边的人，都接受了写生的的手法，从生活出发，用艺术表达自己切身的感受，通过经历绝望和痛苦思索的过程，获得否定自身和进行新的选择的勇气和信心，让作品超越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