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窑之所以成为“传说”，是因为南宋以后，中国已经失去生产汝窑的技术，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中，主流社会连对汝窑的兴趣亦失去了，待之只有如一种湮灭了的文化遗产。在此期间，另一股瓷器势力趁势崛起，不但瞬即夺取了汝窑在中国的王座，更雄霸了此后几百年间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直到现在，依然未变，那就是我们上两回曾提及的——青花。
青花取代汝窑，表面上只是一种工艺潮流的兴替，实则当中蕴藏着亚洲两大文明的强烈碰撞——汝窑所代表的瓷器系统，最早可溯源自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近亲则是魏晋南北朝的影青、唐代的越窑、五代十国的秘色釉，此一系列，一脉相承，我们称之为“青瓷”，可说是中国几千年来地道的国产工艺，套用今天内地流行的说法，叫做“自主研发”；而“青花”则不然，虽然与“青瓷”只一字之差，在当今引起许多初学者的混淆，但青花在中国本土，几乎没有任何技术发展的历史，而是一出现，已经呈现完全成熟的状态，个中因由，古代许多学者都无法破解。直到上世纪中叶，也就是不久以前，我们才透过市场与学界的共同努力，得到了一个结论！
青花是由中东传入中土的，是“进口技术”；而其时代，正正是由元朝人征服欧亚开始！
元代鬼谷子下山青花大罐， 在2005年伦敦佳士得以破纪录1400万镑成交，是历史上第一只破亿港币和人民币的中国瓷器。
在明清两代以至民国，学者们对青花的起源，都清一色咬定是由明朝永乐、宣德年间创烧的。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位美国人发现一件写着“至正十一年”的青花瓶子，由此才给青花的身世之谜带来突破，一下子上溯到元朝。大家或者会问：为什么上溯到元朝算是突破？不就提前几十年嘛！这是因为，我们唯有把中国青花的创始期提前到元朝，才能结合历史的发展规律，为这种突然成熟、突然称霸的品类，提供合理的解释。
我们都知道，元朝是由人类冷兵器史上战力最强大的蒙古人所建立的。而事实上，“元朝”这个名称，在蒙古人的管治蓝图里，应该被定义为“蒙古帝国中国地区分部暨帝国总部”，就像今天的跨国企业，总公司设在纽约，全球却有许多个营运上近乎独立的分公司，不过在重要事务上要汇报和大节上保持一致而已。这种系统，令元朝与其他位处亚洲中、西部的蒙古汗国，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这些汗国在蒙古人来到以前，早就建立起长久的伊斯兰文明，而他们所制作的瓷器，亦已经非常成熟，并在这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驱使下，非常直接、迅速地植入了中原。
今年苏富比春拍出现的明永乐荔枝绶带青花大盘，从鸟儿翻身回头的灵动，可见中国人迅速驾驭并内化了中东的青花技术。
对于这种帝国式的文化植入，我们大可不必怀抱任何伟大的猜想和推测，而可以理解为蒙古人纯粹对于物质要求的一种体现。蒙古人把元朝人口分为四等，其中第二等“色目人”既然能独立成群，想必具有一定数量，而他们在中国对于蒙古人的作用，除了在政治上压制汉人，经济上很可能便是以生产工艺品为职业；而另一方面，汉人的能工巧匠，亦很可能被大批输入到中亚。我曾经翻查过伊斯兰艺术史，发现蒙古汗国及其后时期的中东艺术品和建筑物，平白无端地出现了许多中国式的图样。从照片中可见，那些绘图的风格和手工，断非中东工匠模仿中国风，而是切切实实地由中国人操刀！如果没有统治者的背后操作，单凭市场经济的力量，这种变化只可能是渐变，甚至不可能发生——中东的青花不可能几十年之内把中国本土的青瓷淘汰，而中国匠人也肯定没那个心情成批移民到中东做工！
元朝的青花，厚重而硕大，纹饰粗犷有力，非常切合元朝蒙古人的整体形象。想象力丰富者，大概还能想象元青花与元杂剧并处于相同的文化光谱上，构成一道热闹缤纷的风景线。尽管不是原创，但中国人却把青花发挥得较创始人更加透彻完美。元朝人带来了青花的新生命，而青花则又为中国一地方带来了新生命，成就了一个从小喽啰熬成大阿哥的故事。本周且在这里打住，留一个根本不必猜的哑谜给各位。下周我们再开估。
